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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下的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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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下的灵光

  耶稣被犹大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
  不知始于何时,“十字架”被引申到世俗生活中来,成为苦难的象征。
                                                        ——作者的思考
  序篇:黄河渡口——路从这里走
  一九六一年暑假的一天,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背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行李卷和一个陈旧不堪的黄帆布书包,登上了河南范县的黄河大堤。瘦削白皙的面孔,高高的鼻梁上驮着一架深度的眼镜,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
  他摘下眼镜,擦去上面黄色的尘土,望了望大堤内外。都是一色的土黄土黄,简直分不清哪是河水,哪是土地,不禁自言自语道:“哦,这就是我的归宿了。”此刻,他心里不免泛起几丝凄怆,却又很快被大学毕业后走上社会的亢奋所冲掉了。
  他想过河去。
  正值黄河秋汛。连日的暴雨使河水猛涨,又一次洪峰即将到来。河面上雾气蒙蒙,仿佛天水相接。浪涛卷着泥沙翻滚旋转,那吼声,好似深远而沉滞的雷鸣。河面上看不到渡船。“因洪水危险,渡船暂停。”渡口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这年轻人也迟疑了。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多么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三皇五帝的种种传说,被黄帝战败的蚩尤的坟墓,仓颉造字的“造书台”,尧舜教民渔耕的遗址,都使这块贫寒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华夏文明的第一章从这里揭开,而范县正是他要去教书的地方。此刻,他,郑方德仿佛听到了那片热土的呼唤。
  他摸了摸背在身上的土黄色的背包,好像摸到了自己滚烫的心。因为背包里装着他的理想、憧憬和追求:一本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一块红色胶皮的半新不旧的乒乓球拍。
  他想当马卡连柯式的教育家。在聊城师院中文系上学时,他钻研了能找到的马卡连柯的所有著作,《教育诗》简直让他倾倒,走到哪里把它带到哪里。
  在班上,他是数一数二的高材生。学识的丰富、文字的漂亮、口才的流利、思维的清晰、对教育的见解,都有超群之处,诗也写得好,这为他实现马卡连柯之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系主任杨道卓看中了他。毕业前他对方德热诚地说:“我是范县人,范县地处黄泛区,经济文化极其落后,你就去我的家乡施展抱负吧!”
  这番话既包含了主任的信赖,又掩盖了不能直言的苦衷。他知道郑方德的家世对他的前途是极其不利的。方德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基督教的神甫,解放后隐居在陕西临潼公义村的教堂里。1959年,郑神甫年已老迈,耐不住思家之苦,冒险回山东寻亲,被逮捕。经审查,郑神甫并无罪恶,况且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当天便把他放了。在极左的年代里,一个神甫和他的家室,都是要另入册的。尽管方德的高考成绩可以进入一类大学,由于他的家庭,能到聊城师院已经是幸运。在他的档案里也写上“控制使用”四个大字。这类学生一般都要安置到穷乡僻壤去工作。一个无形的十字架已捆在了他的背上。
  “杨主任,我到范县一定安心工作。”方德也了解自己的处境,只是不必挑明罢了。他想,到哪里去不能做他的马卡连柯之梦呢?
  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马卡连柯,也许就数上这块乒乓球拍分量最重了。它陪伴他度过了多少孤独的岁月!记得初中时,母亲改了嫁,只剩下他一人生活,节假日孤苦一人,无家可归。同学拉他去打乒乓球。这小小银球,像是施了魔法似的,一下子把方德迷住了。挥拍之间,一身的孤苦,满心的愁闷,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的精神王国里,乒乓球为他打开了一片几乎可以超越尘世烦恼的小天地。那时,他的花销要靠自己节假日勤工俭学所得。有一次,他不惜花掉了一个暑假为县粮局画画所赚的钱的一半,托人到上海买球拍。忍饥挨饿也认了。不用说,在中学和大学里,他都是乒乓球爱好者中的佼佼者,后到国家队现为山东乒乓队副领队的梁广梅都曾受益于他这位高年级同学的指导。按他的说法:“马卡连柯是第一追求,打乒乓球是第二追求。”追求的实现就在前方的范县城。
  于是,他急着要渡过河去。
  “不中!”船工不肯,他指指奔腾的黄河水直摇头。经不住郑方德的软磨硬泡,终于让郑方德坐上了他的小木船。
  俗话说:“黄河无风三尺浪”,汛期的黄河更是狂放奔腾,天阴沉,浪咆哮,水与天连成了灰黄的一片。水天相接处,一排排巨浪压过来,浪峰被撕裂成苍白的水花。小船艰难地向对岸划去,桨吃力地拨着浪头,吱吱呀呀地响。浪头时时猛扑过来,溅得船里积着水,方德的行李卷和小书包也被打湿了。船至河心,被一个个深深的旋涡扭结着,难以前行。见此光景,船工的脸色灰暗起来,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看样子,是遇到危机了。他脱掉身上的褂子,奋力地划着。后背的肌肉,随着两臂的摇动,不时隆起、收缩,隆起,不知为什么,那宽宽的脊梁,使郑方德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突然一排大浪像一堵黄色的墙,向小船扑来。小船被顶上浪尖,向左急速倾斜,眼看就要翻船。方德觉得眼前像耀过一阵黄色的闪电,身子不由自主地朝舷外倾倒。只见那船工急速后退一步,伸手拉住了他,又猛地将他拉向右舷。当小船又忽然向右倾斜时,老船工又猛地站到了左舷,敏捷得像个猴子。
  恶浪推向远处,小船终于恢复了平衡。
  此时,方德才感到浑身都湿透了。那行李卷已不知去向,可喜的是小书包还在,乒乓球拍安然无恙,只是《教育诗》泡了汤,湿透了。他后来经常自嘲道:“也许这河神老爷赞成我的追求吧,要不,怎么不把小书包一块儿卷走呢?”
  这,是他——一个知识分子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课,谁知道以后的人生之路会有多少风浪。
  上篇:有十字架和没有十字架的岁月
  一、简陋的平房——迷惘中的抉择
  历史给予人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并不多。
  当郑方德走出范县一中的校门,向不远处的范县体委走去时,似乎才最终明白:他的马卡连柯之梦已经破灭了。
  这是一九七三年秋天,炼狱之火还在锻造着一代知识分子。
  他敲开了县体委的大门,向体委主任半开玩笑地表明了自己的愿望:“我是来体委工作,搞乒乓球的,我可是能工作的啊。”他瘦削的脸上洋溢着期待、刚毅和自信。那双发红的眼睛,记录着这一事业的转向,使他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郑方德一面教书,一面进修了大学中文系本科课程,还攻下了大学英语。有一年,聊城地区初中升学率为0.3%,而方德带的班高达27%。他觉得马卡连柯之梦在向他招手。
  不料,那场人为的浩劫,像滔滔的黄河,滚滚而来,全国都成了“黄泛区”。
  他觉得,政治空气突然变得容不下他这个神甫的儿子了。父亲郑神甫此时已投奔儿子这里来度晚年,这可是典型的“牛鬼蛇神”,批斗与精神的折磨把老人送进了坟墓。神甫弥留之际,拉着方德的衣襟说:“孩子,我要去见天主了。我将祈求天主卸下你身上的十字架。”
  说实在的方德并不信天主。他是山东省宁阳县人。3岁时,他父亲请了县城的一个法国神甫劳先生为他施洗。劳神甫在胸前划过十字,口中念道:“天主啊,请接受这纯真的灵魂吧,阿门!”他要把圣水洒到方德头上,方德突然大哭,他惧怕神甫的一身黑衣服,深深的眼窝和灰黄色的眼珠,拼命地挣脱大人的怀抱跑掉了。后来,当他四、五岁时,一天晚上遇上土匪要来绑票。父亲慌忙给他戴上一个小十字架,把他绪到井里躲避,祈求天主的庇佑。那黑洞洞的井和青蛙沙哑的叫声,几乎把他吓昏,出井后病了半个月。等他懂事时,父亲解释说,让他下井是对他搅闹洗礼的惩罚,还应该信上帝。但方德想,既然有十字架保护,为何会遭到土匪抢劫呢?后来,村里人找上门来,指控郑方德领着一群孩子挖了庙里土地爷的心和眼睛,郑神甫这才断定,儿子的灵魂不会属于上帝和神灵了。
  然而他心中也有自己的“上帝”:人民,是人民、是学校养育了他,他明白这一点。
  方德唯恐伤了老人的心,只得点头称是。在血统论的“唯物主义者”们看来,他是不会逃过文革的“惩罚”的。
  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似乎天生就是罪孽的后备军,随时随地都会有人把他晋升为什么名目的罪犯。
  郑方德讲课时,从鲁迅的《好的故事》取义,给学生写了一篇范文《仲春泛舟山荫道》。红卫兵们认为,有“山荫道”,必有“三荫村”,“三荫村”便是“三家村”,宣传“三家村”,黑帮无疑,郑方德被轰进了“牛棚”。又有人从他两个孩子的名字上找到了“阶级斗争”。大女儿叫“秋频”,从秋天所生,并借作家胡也频一字而出;二女儿叫菡,菡义为荷花,是取出污泥而不染之意。但频与贫、菡与寒同音,合起来不就是攻击社会主义“贫寒”吗?凭这一推理,夫妻双双进了“牛棚”。后来妻子又生了孩子,他怕犯讳,干脆以“小三”“小四”称之,再无人挑剔,“阶级斗争”才算“熄灭”了。
  更大的打击出在惊动全国的“马振甫事件”之后。那时,学校里到处抓敢于严格要求学生的“杨天成”,把教师们整的灰溜溜的,有的一气之下攫断教鞭回家种地,有门路的到县里当了干部。郑方德自觉不是当官的材料,也不愿涉足官场沉浮。干什么呢?几经思索之后,终于把他的第二追求推到了前台:对,去教乒乓球,为国家培养一些人才,这也是贡献。
  妻子十分诧异:“你疯了!?到这份儿上,你还有心去玩那玩意儿,你凭什么?”
  方德从箱子里取出几个卷宗的材料说:“就凭这个。”
  这是他多年积累的有关乒乓球的资料:论文、照片、消息、通讯,凡能收罗到的应有尽有。其实,他用那块险些丢进黄河里的乒乓球拍教会了自己不少学生打球,在一中和附近的小学里掀起了一股乒乓热。他教的男女学生队在聊城、安阳地区校际赛上都拿过冠军。
  文革初期,听到一代国手容国团吊死龙潭的噩耗,他心里难过极了。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到北京,找到体育馆路的乒乓训练馆,想打探这消息是真是假。训练馆的门紧闭着。脸贴在门缝儿上往里瞧,黑洞洞的,只有几只残破的乒乓球,被穿堂风吹动着,滚来滚去。目睹此情此景,他的鼻子一阵发酸。难道中国乒乓球的大厦就这样倒塌了吗。忿懑中,他不觉吐出一首诗来:
   “泱泱神州称病夫,
  唯有银球谱华章。
  沙场英魂今何在,
  挽澜无计暗神伤。”
  那时,他就断言,乒乓球这个国宝是不能丢的,待社会稍稍安定,外交活动一旦活跃,它还会在世界上弹跳起来的。即使在他向马卡连柯进军的时候,他就萌生过一面教书,一面培养乒乓人才的想法。
  如今这机会终于来了,也许是天赐良机吧?
  二 、郑州市——“宏图大业这样开头”
  冬日的夕阳正西沉。
  郑方德教完孩子们打球,湿透的衬衫还没有换下,拎起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就要走。妻子李舒中爱怜地给他煮了几个鸡蛋,装上几张烙饼,一根自家腌的胡萝卜咸菜,加上十几块钱,这就是所有的盘缠了。如今,他已是七口之家,夫妻两人工资加起来才87元,要养活全家,还要自己掏腰包五下郑州,去完成他的“宏图大业”。
  他还在后悔刚才对乒乓班的孩子们过于严厉了。今天下午,队员们在一中训练完,看郑教练太累了,趁他不在的时候,一齐下手往外拖球台。自己没训练场地都是趁学校放学后借用教室训练,练完就得将台子搬出来。平时,郑方德见孩子们小,台子都是自己扛进搬出。孩子们都心疼自己的教练,今天就大胆地自己动手了。
  一个孩子喊着号子,大家一齐往外拽,只听“咔嚓”一声,一张台子的两条腿折了。
  “都给我放下,谁叫你们逞能的。”方德气得大吼一声。他知道弄一张台子多么不易。体委穷得发不出工资。除了几间破旧的平房,和房前那片光秃秃的体育场,几乎没有什么体育设施。几张乒乓球台是他求爷爷、告奶奶化缘化来的,虽是破旧些,可他认为,说不定这就是乒乓人才的摇篮。
  孩子们吓得低着头,不敢吭声。半天,一个女孩子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说:“是我带的头,郑老师,我们怕您太辛苦……”她哭了。
  “你们真不懂事儿,台子坏了怎么练?”他好像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其实这个女孩是乒乓班最懂事、最好学的学生,几乎每次训练都是她来得早,扫地、擦台子、上网子。
  方德看着一张张愧疚的小脸,心慢慢软了。他爱他们。为了挑选他们,他到小学代上体育课,发现身体素质好,聪明伶俐,功课也棒的才要了来。他们只不过练了半年多,附近几个县就没对手了。方德坚信,这黄河水浸泡过的穷乡僻壤是能成为培养乒乓幼苗的沃土的。
可是,就这样无训练房,天天带着孩子,搬着台子打游击,风风雨雨的,也不是长法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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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养蜂!他向县里借了几千元,和人联合养了十几箱蜂。训练之余,他亲自动手养蜂。为的是赚些个钱,用来补贴乒乓班孩子们的伙食,再积攒一些准备盖乒乓房。后来,他居然成了养蜂的专家,闻名遐迩,不少人拜他为师,山东成立养蜂协会还特邀他作会员呢!可是,在那个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养蜂不可能赚大钱,赚了钱就会有“资本主义”之嫌。钱还未挣到,早有人放风说“这算走的什么路”了。养蜂不中,养“土元”,俗谓土鳖子,可入中药。他将自己住的一间房子腾出半间来,挖坑、铺草,弄得满屋又腥又涩的味。土元养得又肥又大又多,可也赚不了几个钱。
  看来,这得向政府伸手。教育局拨给体委七千元,这对范县来说,要算一笔不小的款子了,只是盖训练房还不够。他不好意思再向上伸手了。范县太穷,偌大一个县城没有一座小楼,没有一座电影院,解放前修的一幢小戏楼已经摇摇欲坠。文革中为了开群众大会造的那个高不过四、五米的主席台,竟成了范县一大景观。群众破衣烂衫,在黄河大堤里面生活的人们,住的都是又矮又破的“土里偎”,好像踹一脚就能踹坍,有的孩子长到十七、八岁还穿不上一条囫囵裤子。有段形容范县城的顺口溜说:
  “十字路口一盏灯,
  一个喇叭全县听。
         电灯下面点油灯(无电),
  马路两旁当粪坑。
  倒有不少门市部,
   既无酱油又无醋。”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县里要建化肥厂,准备向省里要钱。谁去?竟无人敢揽这个“瓷器活”。郑方德听说,眼睛一亮:“有了!”他跑到县里请缨,他要出马。
  一个“白面书生”,能干这事儿?
  人也怪得很,当自己要干的事业面临绝路时,他会突然变得干练和勇敢。郑方德为了乒乓球,他把自己“逼上梁山”。
  他已四下郑州了。在省里,他踏破了一、二十个范县干部家的门槛,鼓动他们出来为范县呐喊。人家都以为他是范县人,不然会这么为范县卖力?
  有一次,他陪县委副书记到省计委“财神爷”那里申明要钱的理由。接待者冷冷地说:“在外屋等一会儿吧。”
  这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不见有人接谈,倒听得有人在屋里嘲弄道:“范县这两个主儿简直是要饭的。”
  副书记听了,脸一下子拉了下来,凄然地说:“要饭的滋味不好受啊!回去一定好好发展生产,穷了叫人瞧不起。”
  方德真想与他们大吵一顿,可这又有什么用?他跑到里屋拿出了一封他写好的给省委的信,带几分强硬地说:“请你们看在范县四十万人的份上,把信转交给省委。”说完,他扭头便走。
  郑方德在信上慷慨陈辞:“范县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濮、范、观称‘小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为支援刘邓大军过黄河,门板大车都填了黄河,成千上万范县儿女牺牲在战场上;解放后,范县甘愿作黄河滞洪区,随时准备当黄河决口时,淹掉自己的田园,以挽救中原大片大地于水患,他们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可是至今,在这片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贫困与落后,每年都有很多人被生活逼迫流为乞丐,有的人跳进黄河丧生。我们又怎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几天后,省委书记在常委会上读了这封信,有的人为之泪下。省领导当场决定:计委立刻研究范县问题,做出拨款援建的计划。
  方德今天上午听到这个消息,想立刻赶到郑州恭候佳音,便匆忙搭上这辆解放牌汽车赶路了。
  大解放开进郑州,已是凌晨。郑方德没顾上吃东西便跑到计委坐催。直到下午五点,才得知,拨给范县30万元和一批钢材,急需县委书记签署意见。
  县委李书记正在安阳开会。
  郑方德高兴极了,一边啃着冰凉凉的烙饼,一面跑到郑州站,搭上了北去的列车。
  到达安阳,找到书记下榻的宾馆已是午夜时分。方德心急如火办完事就要回郑州,书记激动地说:“谢谢你,方德,你为范县办了一件大好事。”他看方德的眼睛都熬红了,便说:“你受累了,你吃点儿饭,睡一会儿咱们再走也不迟。”
  书记出去给方德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此刻方德已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他太累了。
  夜正凉,书记给他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毛毯……
  从此,范县把方德看成了大能人,想让他充任范县常驻郑州代表。在一些人的眼里,这可是个颇有油水的肥差,方德却谢拒:“我只想教乒乓球。”
  按范县规定,凡有大功于范县者,可安排一个亲属“农转非”(即由农业人口转为城市户口),在贫困地区这也是挺诱人的。方德还是摇摇头。
  “那么,你想要什么呢?”
  方德这才亮出自己的底牌:“县里要大钱,我要小钱。我只想要几千元钱和一点钢材、木料,盖一个乒乓球训练房。”
  谁还好意思拒绝在三十多万里拿出这区区小数,况且又是为本县的孩子们?
  梦寐以求的乒乓房终于在体育场北侧落成了。郑方德永远不能忘记孩子们第一次跑进房里训练的情景。这些土生土长、一身黄土的孩子们,不知道欢呼,也不知道雀跃,男孩子们高兴地躺在地上打滚,女孩儿们拥在郑方德身边直流泪。有两个孩子特意去捉了几只麻雀,烧熟了送给方德品尝。郑方德当时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佳的美味。
  就在这个球房里,高绍林、刘伟等一批乒乓名将迈出了他们踏上乒坛的第一步。
  三、济南府——土窝外面闯一闯
  好容易敲开了山东省体工队的大门。
  门卫老大爷从门缝儿里探出半截身,瞧了瞧,不免有几分惊慌。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什么人?领头的瘦高个儿,满身满脸的泥土,只有两只眼睛的转动,证明他并非一座泥塑。身后挤着一群孩子,也是满身的泥垢,衣帽不整,像刚从泥水里爬出来的。有的女孩子穿着绣花鞋,有的男孩子露着脚趾头。一人背着一个破旧的行李卷。
  “这里是机关,到别处去要去吧!”门卫把他们看成了讨饭的。那时节,作为“文革”的副产品,乞丐遍地,南流北涌。
  门卫要关门。那领头的瘦高个儿,即郑方德,拽住门把手,极其谦恭地说:“老大爷,我们不是讨饭的,是从范县——”
  “范县,那你们是逃荒的?”范县是有名的常闹饥荒的地方。
  “不,我们是范县体委乒乓球队,到这儿来学习的。”
  真正的虔诚往往能博人同情。门卫大爷为他们打开了门。也许他老人家不能把这群泥头泥脑、土里土气的孩子们与高雅的乒乓球联系起来,便又半信半疑地问道:“你们咋弄成这个模样?”
  他哪里知道,这群人是刚刚坐着拉煤的大卡车,跑了整整一天才到这济南府的。他们到这里来要找新的对手。
  这些少年选手,仅训练一年多,进步很快,打遍了临近地市无劲敌。孩子们说:“郑老师,咱们也到土窝窝外面闯一闯去吧?”是啊,要让孩子们成才,光窝在土窝窝里踢腾不行,得到大天地里去闯一闯。去哪儿?山东省的乒乓训练恢复得早,到济南去。
  正好有来济南拉煤的车,便把他们捎来了,这样就省了路费。
  几百里公路,坎坷不平,还有一段段土路。车轮卷起阵阵黄土,呼啸着往车斗上面扑。他们张嘴喘口气,顷刻间满口沙土。车左晃右摇,一蹦三跳,人在上面简直像摇煤球。临近济南又落了一阵小雨,身上的土和成了泥,他们一个个就面目全非了。
  方德本应坐在驾驶楼里,可他偏偏坐在车斗最后面,手扒着后车帮,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们,生怕他们在车上打逗,不小心摔下车去。车尾巴颠得最厉害,土也最大,不禁使他想起了那次黄河抢渡时的危险情景。
  在车上,开始他教孩子们背唐诗,背英语单词。后来,他觉得头晕脑胀,直想呕吐,只好作罢。他总是利用一切训练间隙想方设法提高学生们的文化素质,外语是他们的必修课,很多孩子英语学得相当好。
  此时,方德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小脸,心里又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孩子们都是打球的材料,他们稚嫩的翅膀一天天硬朗起来,苦没白吃;心酸的是,他们不过十岁上下,小小年纪就要跟着他东奔西跑,生活上经受种种严酷的磨练。
  训练生活的艰苦是多方面的。有一次去鹤壁比赛,一个队员看到有些外地队员乱扔馒头,就私自拿了几个剩馒头掖在自己兜里。方德一面批评他,一面责备自己对孩子关心不够。原来这孩子家境十分艰难,平时吃不饱饭,可他从来没叫过苦和饿。又有一次,他们去山东打球回来,有几个孩子从乒乓馆的地板上捡回来几个名牌乒乓球,方德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怎么能更多地怪孩子呢?平时,他们买的球都是最孬的,打瘪了,用开水烫鼓了再用。有的球烫过三、四次;打裂了,贴上胶布再打。实在弹不起来了,才能扔掉。孩子们多么爱球啊!谁要是无意中踩坏了一个好球,会难受得吃不下饭,回家还会挨父母的训斥。
  何等艰难的地步!他们脚踏着黄土,餐饮着黄土。他们坚信,这黄土总会变成金色的。
  门卫老大爷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不顾年迈,为这些不速之客又端菜,又倒水,问寒问暖。
  省队教练来了,带着满脸的疑惑。
  方德抱歉地说:“对不起打搅了,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打球的。”他不敢亮出自己的本意——要和山东队比试比试,不然,会受到冷落的。你想,一群土里土气的毛孩子,还配与省队较量较量?
  “你们打球,我们站在旁边看看也好。”方德又说。
  听说,从黄河边上的范县来了一伙打乒乓球的“土八路”要在馆里练球,引来许多人看热闹。有的称赞这帮孩子虎虎生气,也有的指手画脚,语多嘲讽:“哎,大花鞋,这都什么时装?”“那小子脖子黑得像车轴。”“土八路。”……
  可是孩子们早已沉浸在这天堂般训练环境的兴奋中,听不见周围的议论,也忘记了旅途的疲劳,远削近扣,杀得不可开交。在打法设计上,郑方德有句格言:凡是外面有的打法,范县都要有;外面没有的打法,只要合理,范县也要有。这帮孩子衣服五花八门,打法也百花齐放:传统直板,也有欧式大刀,还有一下子说不清楚的新打法。桂席宾教练来了,他看得眼睛发亮,连连夸奖:“郑指导,你这帮小孩儿不错,明日咱们打场比赛好吗?”
  这简直是一场富有喜剧色彩的比赛。一方是整洁的运动服,一方是邋里邋遢的土打扮——有穿鞋的,也有光脚的:有穿大裤衩的,也有穿大裤裆挽腰裤的;有穿背心的,也有穿旧秋衣的。方德的“土八路”们个个像小老虎一样猛打猛冲,噼里啪啦,竟接连赢了好几场,观战者常常报以友好而热烈的掌声。那些语出不逊的人涌上来为他们送水、送毛巾。外面还下着雨,几把雨伞又塞到他们手中。山东队桂教练当场决定,把打削球的程跃进调省队。这是郑方德向省队输送的第一个乒乓队员,他十分高兴,但他们并不感到意外。队员们都议论说:“不是地板滑光着脚,本来是应该多赢几场的。”
  艰苦,正把他们送上成功之路。
  中篇:有十字架但不应有十字架的岁月
  一、高墙内外——看不透的一团雾
  这是1978年(请记住是1978年)8月2日的早晨。
  方德刚刚布置好孩子们的训练,两个干部打扮的人走进了乒乓球训练房,怒冲冲地问:“谁是郑方德?”
  “我便是。”方德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头。孩子们也停止了训练。
  “跟我们走吧!”
  “上哪儿?”
  “县招待所学习班。”
  “我有啥问题?”
  “你自己清楚。”
  “耽误了孩子们的训练谁负责?”方德有点儿生气。
  孩子们也都拥了过来,把郑老师围在中间,叫着“郑老师不能走,不能走!”
  两位干部叼着烟卷,眼睛看着天花板,阴阳怪气地说:“你看着办吧!”
  如此僵持了几分钟,还是方德让了步。他想,既然自己没什么问题,到哪里都说得清楚的。可孩子们不干,他们手拉手堵住了训练房的门。他们与郑方德一同训练,一同吃住,朝夕相处,情同父子、父女,真是一时一刻也不愿离开他呀!
  “同学们,自有说理的地方,不会难为我的,我去去就会回来的。”他好说歹说,才算把孩子们说通了。
  走到门口,方德又站住了。对孩子们又讲了一遍今天的训练项目和注意的问题;还从腰里掏出十几块钱,交给他们的小班长,交代他中午到哪里买馍给大家吃,请谁来帮助生火做饭。平时,这些事儿都是方德一个人干的。他既当教练,又做炊事员,采购员,时时想着孩子们的冷暖,就要离开孩子们了,怎能不牵肠挂肚?
  孩子们将他送出十几米远。这时,郑方德才觉得两腿像灌了铅,朝前迈步是那样艰难。乒乓球是他的生命,暂时的离开也是难以忍受的。
  到了学习班,郑方德才明白,是纪登奎同志的解职莫名其妙地株连了他。那时节人们像抽疯一样,上头打倒一个,下头打倒一片,不管这些人跟上面的是否有瓜葛,哪怕见过一次面,说过一次话也要以“嫌疑”问罪。郑方德在文革中以群众代表身份参加过纪登奎召集的一次座谈会,是为了促进河南两派大联合的。当时,郑方德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派性大混战,在会上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河南地处中原,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然而这么多土地至今还是那样贫困,多少父老乡亲还在拉着讨饭棍。我们再也不应该打派仗了,应该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发展生产,发展教育,造福国家和人民。”方德的发言受到了纪登奎同志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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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纪登奎表扬,那还不是同流合污?
  他不明白的是,当别人还在混战中谋求某种权和利的时候,他已经从文革的漩涡中退到了课堂上,书本上,如今又退到了乒乓球台上。他自视在社会上既无狐狸的计谋,又无老虎的利爪,又觉得自己的脖颈是如此无力,顶不起任何一顶乌纱帽。像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说的:“开花时思结果,激流中宜勇退。”退到无政治干扰的小天地里干点有益的事情吧!可今天人们又为什么把他拉进政治的漩涡里去呢?
  郑方德的第二条罪状是借养蜂谋私利。方德心里有数,为了自力更生办体育,他说服县委拿出几千元钱养蜂,养到后来,他自己不但没得到什么好处,反倒贴进去仅有的400元存款。平时,除了教球,就是带着两个徒弟养蜂。范县多枣槐,每当枣花槐花盛开,他们没日没夜地侍候蜜蜂,像蜜蜂一样地奔波劳碌,也像蜜蜂一样,从不私自吃一口蜜,一心想多赚几个钱补贴到他的队员们身上。有的队员上调,没有路费,都是从卖蜂蜜所得的钱里出。他真想不到,他们养蜂收获的不是甜蜜,竟是一杯苦酒。
  他不明白,这个一算就能算清的帐,为何又被搅成了一笔糊涂账?
  郑方德的第三条罪状是对队员“实行法西斯手段”。这是指两件事儿。一件是,有一次在信阳比赛,一个女队员赛场发脾气。他一向要求队员一定要按他说的办,除非说出正当的理由。她的执拗使他发了火,这个崇拜过马卡连柯的人,脑子里突然闪过了教育家的一段话:“有时打也是教育”,于是在场外打了一巴掌。当刘伟认了错时,他又后悔不已。谁能理解他爱队员们胜过自己的孩子,谁又能理解他恨铁不成钢的情怀?从那之后,郑方德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手,适于握手,握球拍,绝不适于做打人的工具。
  郑方德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把深挚的情感与法西斯混为一谈?
  眼前,是看不透的一团雾。
  这个“书呆子”,后来才渐渐醒悟,他的成就,使一些人产生了不正当的想法。嫉贤妒能的狭隘性与整人的“左”的遗风相汇合,酝酿着一场不应产生的悲剧:一个热爱乒乓球达到如痴如醉程度的教练员,将被剥夺工作的权利达八年之久。
  二、高墙内外——“逾墙钻穴之徒耳”
  月光如水,从残破的玻璃窗泼洒进来。窗外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在低语着人间的种种不平。
  郑方德望着天花板上聚散不定的树影,难以入眠。他突然觉得那树的枝杈交叉成了一个个的十字架,忽隐忽现,忽大忽小,把这夜色渲染得更加深沉和忧郁。他必须住在这招待所里,不准随便出入,无异于坐牢。
  这,已经是1978年的秋季,国家高层次的新变化在这里还没有激起多大波澜。
  他想那些小队员们,已经一天多没看到他们了,他们能吃上饭吗?能睡好觉吗?
  他想说,从1971年第31届世乒赛上庄则栋的失利,他便看出了中国乒乓球抓后备人才培育已成燃眉之急(这已被第35届世乒赛中国男队的惨败所证实)。1978年,当学校教育走上正轨之时,大批喜欢体育的孩子被家长们从球台拉到了书桌上,他对现为濮阳电台的记者关宇平说过,如果不千方百计抓一批优秀的少年选手,十年后可能出现一次乒乓球危机(这也被1987年“狼来了”的呼喊所证实),他正是带着危机感抓乒乓球的。1972年,他将队员程跃进送进了山东队;1975年,把高绍林送给了八一队;1978年,所丛林又成为山东队的台柱子。如今,范县乒乓球队已跃升为河南的强队,而这仅仅是开头。孩子们的训练一天也不应耽误啊!
  他想说,他创造的新打法已经像婴儿一样降生,多么需要妈妈乳汁的养育。
  他想说,乒乓队的孩子们还小,不能没有他……
  可谁理解他呢?得想法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轻轻起了床,蹑手蹑脚拉开了屋门。只见高高的院墙在晨曦中屹立,铁筒似地包围着这块狭小的天地。东墙根是个猪圈。他跳上猪圈的矮墙,再爬上院墙,转瞬间翻到外面去了。那敏捷与灵巧,简直像练过轻功一样,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这股劲。此刻他不禁自嘲地笑了。一笑儿时练就的爬墙上树的本领,竟在中年派上了用场;二笑一个自恃文明庄重的知识分子,竟变成了“逾墙钻穴之徒耳”。
  一路小跑回到了训练房,还没进门,孩子们就迎出来了:“郑老师,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你走路的声音。”孩子们兴高采烈起来。
  有个孩子却啜泣不止地说:“郑老师您一走,我们就像没爹没娘的孩子一样。您回来吧!”
  那个年龄最小的男孩却哭丧着脸说:“郑老师,我没看好咱们那只小狗,他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郑方德一阵心酸,极力克制住自己说:“同学们,我每天一大早就回来教你们,教完再回招待所(他不愿说被审查,怕伤孩子们的心),时间不多,今天就开始吧!”他讲了两天的训练计划。
  随后,他到小厨房里看了看,摸摸做饭的炉灶凉凉的,不觉一阵凉气像电流一样从指尖传遍了全身。平时,这炉火是整日不熄的,不做饭就拢着。方德问是怎么回事儿。小班长说:“钱花光了,没有煤,没有馍了。昨天晚上有的同学就没吃好饭。可大家说,不吃饭也得好好练,不能让郑老师担心。”
  “怎么不去赊些干粮回来?”
  “人家说,这教练都关起来了,乒乓班还不散伙?不赊给。”
  这话简直把方德的心都给撕碎了。
  他急忙从自己的衣箱里翻出自己的几十元钱给孩子们。还写条给他过去的学生,让他们给弄点煤来。临走时,他谆谆嘱咐队员们,“你们要学着自己管自己,练完球别上街乱转悠。不许跟人家打架。”
  回到招待所,他的心情与其说低沉,不如说是痛苦。一个痴迷于事业的人,却不得不跳过围墙去做一点奉献的时候,这事业会有多大希望呢?当有些人还禁锢在陈腐观念的“高墙”中,而又要用这“高墙”去禁锢别人时,又能看到多少光明呢?
  痛苦中,他心里也冒出过这样的念头:何苦呢?我的一颗心对得起这黄色的土地,不如和爱人一起调到外县去,干点自己顺心的工作,也好对妻子、儿女有个照应。现在家里的什么事儿都管不了,天伦之乐被乒乓球所取代,何不再来个“激流勇退”?如果有人指摘他知难而退的话,他可以反引古人的话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然而,想想那个乒乓房,那球台,那一个个带着希望之光的孩子,渐渐冰软了他心头的悒郁,勇气和信心又慢慢从心底升腾、升腾,直到整个占据了他的心灵。直面现实吧,还得干下去!
  无人理解他吗?不。
  当他次日再跳墙出去的时候,乒乓队几个孩子的家长跟上了他,不知这是偶遇,还是特意来保护方德的。他们气愤地说:“听说控起您来了,还有这熊事儿!”“他奶奶的,再不放你,我们哥儿几个找他们算账去!”
  粗鲁的话语里都是火热的情感,怎不令方德感动?
  为跳墙的事儿,郑方德挨了捋,回到屋里又气又恼。过了一会儿只听得有人和学习班的主持者吵架,吵得天昏地暗:
  “郑方德有多大问题?不能这样欺负人!”这好像是小王的声音,他是负责看管郑方德的。
  “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松……”下面听不清。
  “你的孩子不也在乒乓班吗?……”又是一阵斥责!
  争吵、平息,小王进屋了,一脸的怒气,方德全明白了。
  “郑老师,别他奶奶的交代材料了,还是给我讲一首诗词吧!”他是个爱学古文的青年人。
  小王本来是派来“整人”的,整来整去和挨整的人混到一块儿去了。他的说法是:“再这样整下去,全中国都得完蛋。”
  他敬重方德的人格,更敬佩方德的学识。
  方德说:“讲一首柳永的词《雨霖铃》好吗?”
  “您觉得行就讲吧!”
  方德手中无书,先背了一遍《雨霖铃》,又逐字逐句地讲解,通俗畅晓,津津有味。当讲到“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时,讲者动了情,听者也入了迷。良久,小王大发了一顿感慨:“郑老师,你还是应该回到一中教书,你牙缝儿里漏的学问也比那些整你的人多。”
  “不,我选了乒乓球这条路,就得一门心思走到黑,碰到南墙也不回头了。马卡连柯的梦,早已破灭,乒乓球上有我的理想和寄托,再失掉它,我就一无所有了。”
  “你这性子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就是人心不平能把人气死。”
  三、五岭山中——春天带来了什么
  “春风又绿江南岸”。
  这“绿”字用得是何等美妙。春天像一支巨大的彩笔,蘸着红花绿柳,自岭南而岭北,自长江而黄河,描绘着大地,呼唤着新生。时序更迭,人世沧桑,这草的嫩绿,花的芬芳,总应带给人更多的期望。
  这是八二年的初春。当春风刚刚吹开岭南的油菜花时,在广东省乳源县的山野间,驻下了一个来自北方的不速之客——郑方德。他抱来瑶族兄弟的稻草,从丛林中砍下几根弯曲的树枝,搭起了一座暂时存身的窝棚。里面铺上草帘,一床破旧的棉被胡乱堆在上面。
  郑方德穿着沾满泥土的旧棉袄,肩后露出了棉絮。老式的制服裤已分不清是蓝色还是灰色了。眼镜断了一条腿,用胶皮缠着,脸又黑又瘦,蓬乱的头发沾着草屑,只有那深沉、睿智的眼神依然闪现着难以泯灭的灵光。
  乍一看以为他不是乞丐,就是逃犯,要不,怎么会是这幅模样?
  再看看窝棚四周一个个被稻草和塑料布围盖着的蜂箱,就知道他从千年冰封的北国到菜花初放的南疆干什么来了。他从无权为乒乓球事业奉献生命的教练员,变成了有幸为人类奉献甜蜜的养蜂人。
  四周是翠绿的山峰,笼罩着淡淡的雾霭。一条小河自南向北蜿蜒而过,两岸的稻田里红花草已返青吐翠,山野间竹林菜花黄绿相间,娴静中充满着生机。
  远离令人烦恼的社会漩涡,过上几天清净的日子吧。自己砍柴,自己为炊,真有点“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味道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闻花香,夜间听山泉。他突然懂得了古代的贤达之士,为何在厄运缠身时隐居山林了。只是春节将至,眼望西下的夕阳,听着远处传来的零零落落的鞭炮声,《天净沙》中“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愁怅与事业低落的失落感一起涌上心头,不禁哼出一首诗来:
  “羞为娥眉笑,招来世事艰。
  斫薪樵为炊,岁暮困乳源。
  长烟翳晚照,林深鸟知还。
    敢问黄河水,千里冰正坚?”
  这最后一句,把他一肚子的辛酸与悲苦又引发出来了。
  他惨淡经营了十年的乒乓球队被解散了。他亲自盖起来的训练房被医院占用了。他自己也被解除了教练员职务,停发了工资。
    他的正直与刚强使他闯了祸。
  他带队去郑州参加少年跃进杯预选赛,女甲队打了团体第一。按大会事先的规定,谁的队伍打第一,谁领队参加跃进杯的分区赛。然而集训宣布的结果叫他吃惊。女甲队的教练不是他,而是另外的人。据说也是因为他不懂“社会学”,是因为他刚直的脾气。
  “明文规定还算不算数?”郑方德质问。
  “这…是根据工作需要。”决策者支支吾吾。
  “按原规定办事,就应该让我去,因为队里主力是我的队员,了解他们,工作好做。”
  “不行,你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郑方德带着自己的队员,毅然离去。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做出的反抗也不过如此了。
  他没想到,一个撤销他教练员职务的文件,很快就下到了范县,罪状是不听指挥,擅自带队离去。
  看来郑方德依然“书呆子气”未消。这年头,有掌权者擅权,无权者忍受。捏你成方的,你得说:“方的好受”;捏你成圆的,你得说:“圆的舒服”,而我们好多知识分子恰恰缺乏这种“美德”。
  他这一顶,可摸了老虎屁股,有关方面声称:“我要处分你,连你的学生考学也不要!”又说:“你这是无政府主义,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愿怎样就怎样!”
  这一下可刺伤了郑方德的心,他想了很多:当学生学习成绩好,是白专道路;当教师教学成绩好,是“片面追求升学率”;文革开始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黑四类”,严格要求学生说成“杨天成”,业余搞乒乓球是“不务正业”;以副养训是“资本主义尾巴”;千辛万苦训练出了成绩又遭到不平待遇;1976年曾反对过“批邓”的人,1980年反倒被冠以“造反派”的桂冠,好多事情都颠倒了。身上的十字架太沉重了。这些不平之事早已超过一个知识分子忍耐的极限,要爆发了!而这爆发,也仅限于一次退出集训而已,是何等的可怜!
  祸不单行。因为范县的特殊地理位置,作为河南女少冠军队主力之一的刘伟,家庭是山东河南两省户籍,当时十一岁的刘伟也参加山东的比赛,由于打了山东儿童组冠军,便被山东省队选中,她在河南是几送不要的。山东要,家长、教练自然欣然同意。不久,刘伟代表山东队打“跃进杯”,成绩甚佳,调到山东队。这使有关同志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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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账新帐一起算,郑方德被一捋到底。
  纵是世事难违,郑方德不想屈服qiú饶,苟且生活下去。只是想,只要不剥夺我教乒乓球的泉  利就行,名利地位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没想到这点泉  利也被剥夺了。
  他忿怒地质问有关的人物:“不让我练,我算啥?”
  “算干  部!”冷若冰霜。
  “干  部‘干’啥!”
  “收收发发,接接电  话。”让他当勤杂工了。
  急着去县里讲  理。有个头头说:“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嘛!”阴阳怪气。
  “啥问题?”
  “不能说给你!”故nòng玄虚。
  “你说得清楚吗?”方德也不饶人了。
  “这…你对形势跟得不紧嘛!”
  “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精神是团  结  起  来向前看,干社  会主  义。我全心全意教乒乓球,咋算跟得不紧?”
  “你这态度就不行,给我出去!”凶得让人不好打比喻。
  当这些人的头脑,还被派性、陈腐观念的紧箍咒缠着的时候,能给他讲什么理?
  最使他揪心的是乒乓班孩子们的去向。他们一个个像孕蕾待放的huā朵,像正待闪光的珍珠,多年的心xuè浇灌了他们,让他们停训,简直是zuì过。
  方德紧张地处理“后事”:他把一批队员给了中原油田。接着四下聊城,三下莘县,请qiú那里的业余体校把剩下的选手接过去。他苦苦哀qiú:“请收下他们,耽误了他们,是一种zuì过。”
  孩子们的家长都找了来:“郑老  师,孩子们可怎么办呢?”他们愤怒地说:“为啥不让郑老  师教了!”
  那些聪明憨厚的孩子不知说什么好,躲在墙角里抹眼泪。
  一位孩子的家长,是大学毕业搞机械的,特意把方德请到他家去,安慰方德不要上火,没说几句话,他也发起火来了:“都到啥时候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都开过了。全囯这台大机器在新轨道上运行了一两年了,有的部位还生着锈,谁来修修它,谁来修修!”他抓起一把老虎钳挥舞着说:“要是我有泉,非得把那些生了锈的家伙狠狠地拧掉不可。”吓得他的妻子急忙捂住他的嘴说:“我的祖  宗,你就不怕人家听见。”
  “听见又怎了!我看这整人的一套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他真诚地向郑方德表示:“你没工  资也饿不着你,就到我家里来吃饭。衣服脏了,让孩子他  mā洗。”
  “郑老  师,你这样也不是长fǎ?”那位队员的母qīn说。
  方德告诉他们,他爱人已调走了,免得受连累。他不想走。大学毕业时yáng道卓同志让他到范县来的嘱托一直记在心头,他不能走,走了对不住范县的父老和孩子们,教乒乓球guān  办不行私办,自己还去养蜂,挣了钱办乒乓班。“我手里出不了世界冠jun,我决不会甘心的。”
  就要带着蜂蜜南下了。临行前,他又一次来到训练房看望。房子被医院占用了。球台被hú乱堆在一个墙旮旯里,不遮雨,不挡风,是想任其烂掉。往曰平平的地面,被凿得左一个坑右一个坑,满地痰迹,到处是废弃的yào瓶、胶布。窗台上落下厚厚的一层黄土,门也被tǒng出了一个大窟窿,苟从那里跳进跑出。
  好端端的训练房被糟践了。
  方德站在那里,泪水直往肚子里liú,他想大哭,又想大笑。可他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也许是麻木了。当满载蜂箱的汽车把他呼唤进驾驶楼里时,他才嗫嚅到:“完了!真是zuì过啊!”
  这悲苦,这辛酸,引来的是惆怅和寂寞。眼前这山林之美的诗意,顷刻间化为wū有。胸中郁结的冰块愈来愈厚,愈来愈沉重,无以化解,他便从包里mō出一块乒乓球拍来,在cǎo地上拼命地挥舞,大板扣shā,左右跨步……仿佛又回到了训练房,童稚的喊声,乒乓球的响声,像浪一样时急时缓的脚步声,那一张张滴着汗水的小  脸,一身身沾着黄土的衣服……像一个阔别舞台的演员,重又进入了角sè。
  不知什么时候,这窝棚旁边已站满了不少瑶族人。他们以好奇的眼光注视方德的“表演”,有的以为是耍魔术的,有的以为是练气  功的,还有的以为是跳大神的。有些人在鼓掌、喝彩。这里是比较偏远落后的山区,见过打乒乓球的不多。他们都是淳朴善良的人。方德初来乍到,说是来养蜂的,都主动给找地方,摆蜂箱。眼下年关将近,他们的一个村头头,还特意为方德送来了面和肉馅,让他包饺子过年。
  人多了,也热闹起来了。方德收起拍子来,和他们拉家常,贺春节,直到太阳沉下山岗,村子里点起了火把、灯笼,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喇叭声响彻了山野……除夕之夜啊!
  看着瑶族弟兄离去的背影,方德的心难以平静!多好的民  族啊!当人们之间不怎么了解的时候,凭直观的感觉,有时竟能建立起纯真的感情;当人们在一块混得熟了,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扭结在一起,反倒会生出许多的龃龉和事端。
  眼前这青山、这绿水、这瑶寨、这村  民,是何等的天然纯朴,他真想在这儿多dāi些天。可他计算好了,广东的油菜huā、湖北的cǎo籽、北方的槐huā将要开放的曰子,需北归追huā,不能错过最jiā放蜂季节。更何况妻子儿女都在遥远的北方。
  他清清楚楚记得妻子去年春节后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自从你教了乒乓球,就没有在家好好过一次春节。现在,你不能教乒乓球了,本指望咱们全  家过个团圆年的,可你又到外地养蜂去了。你曾经是一个感情多么丰富、多么善于体贴我们的人,现在一颗小球把你的感情全占了。三十晚上,我们守夜时,听到屋外似乎有脚步声,还以为你回来了,开门一看,只有一片黑  暗。寒风吹进来,我们都冻得发  抖,这是一个多么寒冷的春节。回来吧,我们多么需要你的wēn暖。”
  十二岁的女儿还在旁边附了几句话:“bàbà,他们对你太不公平。我长大了,要去学  fǎ  律当律师,为你鸣不平。”
  “该回北方去了。”方德想。
  四、汨罗河畔——此地曾经屈子游
  天刚亮,方德就起床了。由广东的rǔ源把蜂蜜转运到湖南的汨罗,住在农  民谢小yáng家里。今天,他赶着划船到十五里外的liú家岙去,要做两件事儿,一是去mài蜜,而是听说那里有个业余体校的乒乓球训练点,他想去看看。
  太阳刚出,阳光驱散了汨罗河上淡淡的晨雾,朝霞为jiāng水抹上了一层浅浅的红sè。汨罗河自东向西静静liú淌。小船荡起涟漪,呈八字形向外扩散、扩散。这里是红壤地带,土地的红sè、菜huā的金黄,稻田里紫云英的碧绿,辉映出一幅sè彩绚丽的jiāng南春景。“曰出jiānghuā红胜火,春来jiāng水绿如蓝。”
  美学家认为,只有无忧无虑的人才能潜心于美的欣赏中。烦恼将把你的目光拒于美的大门之外。
  郑方德无心去欣赏这jiāng南美景,只是不断地估mō船上这蜜的份量,能mài多少钱。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关心钱,需要钱。mǎi一副红双喜球拍要五元多钱,一身运  动服要几十元,一个球台要六、七百元,要是再盖一座球房,那要好几万元呢!何时才能积攒这么多钱把球队重新拉起来先看这桶蜜的行市吧。这是他到jiāng南来第一次mài蜜。昨晚请房东谢小yáng打听了一下,哪里收蜜价钱好。liú家岙贵些,就是远些,五里外的一个小镇略剑,也不过差个几分钱,方德还是舍近qiú远,选定了要去liú家岙。他算了算,一斤蜜差几分钱,两百斤蜜可就差上十元钱了。
  为了积攒搞乒乓球的资金,他简直是残酷地对待自己,所到之处,风餐露宿,随蜂游荡,就是因事外出也很少到饭馆里吃顿炒菜。街头小摊上,一碗醪糟,一根油条,几个烧饼,吃饱肚子算完。这次南下养蜂,几乎没吃过一顿肉。前天,房东请方德shā租煮了一锅租肉,算是美餐了一顿。
  房东的女人是个热心人。酿家也是养蜂的,她于是劝方德:“那王浆可是壮身  体的好东西,你该吃一些的。”王浆是蜂王吃的食物,味道涩中带辣,却是保养身  体的jiā品。方德何尝不知道这些呢?然而,王浆的mài价比蜂蜜高出近百倍,吃掉,他是舍不得的。
  小yáng是心直口快的青年,与方德混得像qīn兄弟一样,他指责方德:“你呀,也太sǐ心眼,自己养的蜜蜂,不是偷的,不是抢的,这样苛待自己,跟谁学的这么好思想!?”
  方德开玩笑说:“跟蜜蜂。”
  他熟悉蜜蜂的xí性。它们或许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动物。辛勤劳作,谁也不私自吃一口蜜,哪怕只有一滴蜜,也要大家共食之。若饿sǐ,也是大家,更可贵的是老蜂,他们从不sǐ在蜂箱里,而是飞到远远的地方sǐ掉。也许是怕污染了蜜蜂王囯的生活环境和那纯洁的蜂蜜吧!
  当房东夫妇知道了方德如此节俭的目的时,对方德格外敬重。为了打听蜜的行市,小yáng特意爬了二十多里山路,到县收  购站去询问了一番。附近有几个收蜜点,哪里容易mài好价钱,他都了如指掌。方德的蜂箱坏了,小yáng女人回酿家要了两个完好的送给了方德。小yáng神通广大,方圆几十里地之内哪里有打乒乓球的,他都清楚。方德只要有机会就去看打球,他要了解乒乓球的信息,还想发现一些人才。往他住的谢家村,小学里他就见到了一个身  体素质、精神素质好,打乒乓球很有灵气的孩子,准备推荐给liú家岙的乒乓球训练点。到哪里,他脑子里都少不了乒乓球这根弦。
  小船在河上摇啊,摇啊,将近中午才赶到liú家岙。
  这是一个典型的jiāng南小镇,小桥liú水,人们很多以舟代步。农  民们挑着筐箩赶集上店,川liú不息。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街上熙熙攘攘。
  方德扛着大蜜桶找到收  购站,想不到牌价竟然比昨天每斤下降了5分钱,还得以质论价。原来养蜂旺季已到,mài蜜的逐渐多起来了。收  购站的人看过方德的蜜赞扬说:“你这是上等的,我们很少收到这样的好蜜哩。”
  “那价钱是否应该好一点?”方德趁机讨价还价。
  “恐怕不行,这是囯  家定的价。”他把“囯  家”二字说得特别重,以示他的价  格的泉威性。方德知道这是吓唬老百  姓的,“囯  家”还管得了这么多?
  这种讨价还价的事儿,郑方德从来没干过,可为了“钱”,他想锻炼锻炼这方面的本领,于是说道:“我是从老远赶来的,为的什么?就因为听说你这里价钱公  道,信  誉好,要是mài这低  价,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有收  购点,何必跑到这里来?”
  “听老乡口音,不像本地人?”收  购站的人想探探郑方德的底细再作定夺。
  “我是河南人,大jiāng南北到处跑,还没见过像你这里的低  价钱呢!”方德也想吓唬他。其他mài蜜的人也跟着嚷嚷起来。
  于是,方德的蜜按较好的价钱出了手。以后每逢想起这档子事儿,方德总是哭笑不得,心想何必争那个5分钱?然而,当一个乒乓球被打碎了的时候,这5分钱也会显出它特有的价值。
  mài了蜜,郑方德找到了那个乒乓球训练点。
  一个教练模样的人,正指挥着两组小队员打比赛。方德静悄悄地站到教练的背后,目不转睛地看着运  动员的每个动作,偶尔说一声:“突击!”“侧身,好!”
  那教练回头看了看郑方德,衣服不整,一身泥土,露  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说,你这土包子,还懂乒乓球?
  此时的方德又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训练房里,眼前的孩子们也仿佛变成了他的学  生,时而情不自jìn地指点说:“接发球要判断球的旋转。”“弧圈球要摩擦球的中上部。”
  这土包子还真懂?那教练回头带几分惊奇地问道:“老乡,看样子你懂乒乓球?”
  方德作了自我介绍。
  教练连忙让座,让人倒茶。他请方德谈谈自己的观感。方德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几个主力队员技术特点的评价,从力学的角度分析了一些不规范动作可能产生的后果。教练心服口服,待为上宾,一定要请方德吃晚饭。方德还把他发现的苗子推荐给教练,教练立即答应“明天我去看看,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两件事都办好了,郑方德哼着小调回到了自己船上。此时,晚霞洒满了汨罗河。
  当桨响起时,方德的情绪又慢慢从亢  奋中收拢到眼前的这只蜜桶上。今天虽然mài了好价钱,可按这速度攒钱,除了必要的huā销,多少年才能够盖一间乒乓房呢?他不能不冷静地对待这现实,即使攒够了钱,谁又允许他去盖乒乓房?
  屈原庙从旁边闪过。“哀民生之多艰兮”、“吾将上下而qiú索。”碑石上的这几行字隐约可见。于是他记起了千古绝唱《离sāo》。他的处境,使他多少次吟诵过这首  长诗,体  味过它所描绘的意境:诗人乘龙驭凤,借大风之助飞腾驰骋,不管道路漫远迢递,也要上天下地追qiú美好的理想。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神马,又在曰出的扶桑系马缰,抓取神异的若木拂拭太阳,月神在前开路,风神奔走相随,雷师筹措行装,鸾凤甘为扈从,云霓夹道欢迎,何其威风。然而现实却是,屈子不得不自投汨罗而终,也许是屈原揭开了中  囯知识分  子悲剧的第一幕!
  郑方德的思绪仿佛回到了两千年  前,就在这块土地上,面对洪工荒野中站立的诗人,他想发问:你何以身处远古,却能体察现代知识分  子的心曲?你将生命付予这万  古不息的liú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悲剧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是在它的存在,还是在它的miè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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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和抑郁再一次袭上郑方德的心头,不觉又吟出一首诗来:
  “扁舟一叶古渡头,
  此地曾经屈子游。
  峨冠长铗泣血吟,
  难解楚王秦地羞。
  不闻龙舟歌古调,
  唯见白云恨悠悠。
  只身空吊汨罗水,
   苍茫无语自东流。”
  他不相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会有屈原式的悲剧的产生。希望总会有的。
  他奋力地划着桨,小船飞快地行进。
  就在他凭吊汨罗的时候,他6年艰苦启蒙训练的13岁的刘伟,参加无锡全国乒乓球优秀选手调赛,用他特地为她设计的蹲发球与快攻加弧圈打法,连挫名将,取得女单第5名,成为我国乒乓项目年龄最小的运动健将。同样经他6年启蒙训练的八一男队长高绍林,也成为全国锦标赛冠军队的成员。
  然而,荒僻的汨罗江无法告诉他这个喜讯。
  五、石家庄街头——难道“上帝”真的“弃绝”我
  “弃绝”是基督教对教徒的严厉惩罚,通俗讲就是“开除”的意思。凡遭“弃绝”的人死后不得进入天堂。
  当郑方德扛着一桶蜂蜜在石家庄街头叫卖的时候,他想过:“难道我真的被‘上帝’弃绝了吗?”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宗教的神灵,而是养育他的人民群众。
  事情竟然闹到这种程度,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半月前的一天晚上,好友李永俊透漏给他一个可怕的消息:有关方面打了个报告给公安局,请求逮捕郑方德,罪名还是办蜂场“贪污”的事儿。这问题早说清楚了,本应了结的,不知为何又闹出一个什么文革初期抢过枪的问题,说是1968年8月县里枪支失盗,怀疑郑方德参与。一直想把他挤走的人借此大作文章:“他藏着枪,随时都会杀人的,不立即逮捕怎么得了?”那年8月份,郑方德一直在郑州,难道还能用分身法潜回范县抢枪?这问题稍加核查也是不难弄清楚的。又有人乘机造谣,投井下石:郑方德有男女关系的问题,闹得满城风雨。冤假错案常常包含着一些人的邪恶念头。
  “好汉不吃眼前亏,到外面躲躲吧!”好友相劝。
  万一身陷囹圄,谁来洗刷自己的冤屈?对,先躲一躲。如果要下逮捕令,他准备做一场特殊形式的斗争。他不明白,有些人的正义感为什么脆弱甚至泯灭到这种地步。偌大一个范县城竟然容不下一个郑方德。
  他带着自己的蜂蜜跑到河北井陉,又到更荒凉的行塘,住在一个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小山包里,等待着范县的“最后判决”。
  一天天过去了,没有消息。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良知。
  他想念自己的妻子儿女。
  他想念那些失掉了训练机会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们。在他困难的时候,他们依然尊重他、爱戴他。多少次,他早晨醒来,发现窗台上放着洗净的蔬菜和水果,有的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写着:“郑老师请收下我们的一颗心。”
  这是一颗颗滚烫的心。那些黄河的儿女们,其心灵是何等的高尚、纯朴!
  有空儿,他就去看望那些孩子们,劝他们别灰心,总有一天,球房还会回到我们手里来的。谁的球拍破了,他给它们粘好;谁的球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给他。有的孩子受到了鼓舞,联络小朋友垒起土台子打球,还自动组织比赛。见此光景,郑方德既高兴,又辛酸。高兴的事,范县的乒乓之魂依然活着;辛酸的是,八十年代的乒乓王国大厦是不能建立在这破砖烂瓦拼凑的土台子上的。
  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本可以走一条俯首帖耳的路,以任人宰割的温顺姿态换取别人的怜悯,或者实践“世路难行钱做马,愁城欲破酒为军”的“处世哲学”,这样或许在别人觉得你与世无争之时,勉强给你一个正常工作的机会。但郑方德太倔,不愿服软,不愿违心地承认自己头上的罪名,他只能倒霉了。
  有人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有的则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那时,“整人哲学”的发达,简直是我们民族的耻辱。给人“戴帽子”是这种哲学中最精彩的篇章。何时戴,如何戴,戴多大,戴多久,都有成套的学问。不管你有没有罪,只要沾边就能戴;似是而非就能戴,因为这里有个“是”字;望风扑影也能戴,平白无故还能戴。只要整人者愿意,你便在劫难逃。这种整人哲学造成的民族的内伤,五十年上百年未必能够完全治愈。
  在行唐的荒野里,他与他的养蜂弟子度过了一个悲凉的中秋节。他们的帐篷搭在一片时有狐兔出没的烂葬岗子上,吃水时要到数里地外的村庄去背。这里白天都很难见到人影,夜里不时听到狼和猫头鹰的嚎叫。过了些天,军队到这里拉练演习,这荒无人烟的去处又变成了练兵场。沉寂的夜幕下,火箭带着摧肝裂胆的声响划过长空,哒哒的枪声震动着山岗,回声在山间传得很远很远。演习结束,山野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明灭不定的萤火虫的光,会让人感到光明的存在。
  他厌倦了山野,再没有心思易地养蜂了。他将蜂蜜委托给蜂友代管,带上一桶蜂蜜做盘缠,悄悄地在河南、山东、河北交界处一带流浪。像一片失落的树叶,今天飘到这里,明天飘到那里。
  他看到到处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更加放不下继续搞乒乓球的念头。他不声不响地跑过一些小学、中学,想看看乒乓球业余训练的现状。当他扛着那桶蜜出现在河北广平县的一个小学时,正在打乒乓球的师生们都惊呆了。郑方德蓬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浮肿的面孔,让人觉得他像刚从监狱潜逃的罪犯。他自我介绍了一番,竟无人相信,大概是怕他杀人放火或抢劫财物,人们一散而光。郑方德放下肩上的蜜桶,摸了摸那副球台,感叹道:“太破旧了,太破旧了。”
  他终于感到得找个地方落脚,改变一下自己的尊容,干点乒乓球的事情更好。他选定的目标是河北正定县留村,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不想回到妻子身边,怕他的狼狈相会刺伤她的心。
  到了石家庄,腰里已不名分文,连买张去正定的汽车票钱都没有了。于是,他感到是卖掉这桶蜜的时候了。
  他走进了河北医学院的大门。他认为高知识阶层的人更懂得蜜的价值。
  正是中午放学时刻,教师和学生们像潮水一样从教学楼里涌出,校院里一时熙熙攘攘。
  郑方德站在花坛旁边,看看匆匆流散的人群,心里不断地催促自己:“该喊了!”
  喊声冲到嘴边,又一次咽到肚子里。初次叫卖,真难张口。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教授从楼里走了出来,方德急忙拧开塑料桶的盖,倒出一点蜜来,迎上去说:“请先生吃蜜吧!”
  老先生吓了一跳,咕噜道:“这是干什么的?怎么叫我吃蜜?神经系统有毛病。”教授摇头而过。
  当郑方德鼓起勇气喊“卖蜜呦”的时刻。院里的人已经走光了。门卫终于发现了他,大声斥责道:“小商小贩不准入内,走!”
  郑方德不得不到学校的宿舍楼去卖。敲开住家的房门,有的笑脸相迎,有的吹胡子瞪眼,有的骂骂咧咧,不管怎样,半桶蜜总算出手了。
  他有了钱,在街头吃了一顿饱饭,便匆匆赶路,天黑前走进了正定留村体校的大门。
  正定留村体校的校长王庆广热情地接待了她。老王气愤地说:“简直荒唐透顶,你的问题到现在还解决不了。到我这里来干吧,我给你两个‘130’。”
    两个“130”,即工资提到130元,再配备一辆北京“130”汽车。
  “‘士为知己者死’,咱们都不愿死,我就来个‘士为知己者教’吧!”
  他帮助正定训练了一阵子乒乓球,又领着这帮孩子与河北省体校打了一场比赛,竟使省体校柴指导大吃一惊,倾谈之下,柴表示愿意推荐郑方德到河北省体校工作,可他哪里知道,他当时还是一个躲避着随时可能被缉拿的“逃犯”?永年县体委支书郑连生听到了消息,硬把方德拽到他那里去。郑书记读书很多,见了方德信口背诵了两句唐诗: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他盛情款待方德,也希望他留在永年。郑书记甚至说:“他们要真逮捕你,我就把你藏起来,让他们一辈子找不着。”
  在一个人落难之时,真诚的理解与信赖比黄金还要宝贵。
  两天后,方德的好友捎信来说:“云将开,日将出,盼你归来!”卸掉十字架的日子也许真的到来了。
  “上帝”终于到了“显灵”的时候了吗?
  下篇:没有十字架但不应忘记十字架的岁月
  一、濮阳市里——他立下了“军令状”
  郑方德几次想迈进濮阳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又迟疑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收住了他的脚步。
  这是1984年5月,濮阳市老体育工作者会议正在招待所里进行,宗旨是让大家为濮阳体育的振兴献计献策。
  开始的名单上是有郑方德的名字的,可到临开会,他的名字又被勾掉了,县里有人说,他还“有争议”,“问题没了结”。
  会议已开了一天。郑方德在范县坐不住了。七、八年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可他每天都在思考着乒乓球训练。要说献策,他要说的话太多了。濮阳乒乓球如何搞,要启用哪些教练员,他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急急忙忙赶到了濮阳,也想到会上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可眼前,事业的大门对他还是关闭着。他站在招待所大门之外,听着里面种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声音,那一阵阵慷慨激昂的话语,他觉得痛苦极了。一个热爱事业的人最大的悲伤莫过于眼看着事业的兴起,而自己却只能被迫做一个旁观者。
  晚饭时间已到,觉得肚子有几分饿了。郑方德走进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买个一碗汤面,坐在马路边的大石头上直愣神。那碗是青花的,碗口大的能容得下一个人的脸。他望着碗里稀稀拉拉的几根面条,吃不下去。再看看汤里自己的面影,觉得深深的皱纹过早地爬上了自己的面颊,年纪不饶人,可他依然被关在乒乓球事业的大门之外。汤已经凉了,他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这不是方德吗?我们正找您呢!”
  郑方德抬头一看,正是来开会的一群“老体育工作者”们,他们已经吃了晚饭,要去看电影。
  好似老友重逢,大家把方德围起来。
  “这个献策会,开成了为您鸣不平的会。我们都发了言。”
  原来,会议开始后,大家见没有郑方德,有的就提出质问:“为啥没有郑方德。”
  会议主持者只好说县里“还有不同意见。”
  这一下炸了锅。
  “都到了什么年代了,还不解决郑方德的问题,这不是摧残人才吗?”
  有的历数了郑方德搞乒乓球期间原安阳地区乒乓球跃到了河南省的先进行列,而他挨了整,撤了职之后,安阳地区、濮阳市乒乓球简直降到了“零”。
  有的摆出了郑方德等老体育工作者为了体育事业,舍家忘我,吃尽了苦头的动人事迹。
  有的说,刘伟打了全国少年冠军,高绍林早已是全国冠军队成员,郑方德作为启蒙教练功不可没,可给他的输送奖却只有一双价值4元钱的蓝色的运动鞋。有功不赏,无罪却要挨整,还有没有良心的天平?
  说着说着,内黄县的卢士先、台前县的邱德诗声泪俱下,全场无不感动。
  在大家的呼声中,濮阳市地委决定请郑方德“出山”。当晚上,郑方德前去拜访市体委王主任时,王主任早已下定了决心。见了方德他便说:“我们正要去找您呢!”老王的热忱令方德感动。郑方德这才觉得走进老王的大门,仿佛走进了事业的大门一样,激动得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兴奋与快慰。
  谈起目标,老王要求方德五、六年内把乒乓球搞到省业余训练的一般水平。
  “这只要三年时间。”方德急切地说,“五、六年时间,可达到省专业队水平。”
  老王听了大喜,却又半信半疑。也许是为了再坚定一下郑方德的决心,他让郑方德签署一个乒乓球目标的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军令状”。郑方德欣然应允,当场起草,双方签字。末了,老王以一种慷慨的口气对方德说:“你每年带6个队员,我给您四千元经费。”
  在体育经费微薄的情况下,这四千元不能算少。可一年365天,这么多人吃用,几千元钱是远远不够的。
  可方德想:“钱不够还可以想办法,只要让我搞起乒乓球来,就什么都有了。”
  郑方德带着“军令状”回到了范县,开始了他第二轮乒乓球的追求。这一天尽管他盼了七、八年,可在一夜之间的变化,又是他感到突然。
  突然吗?不!中国大地上兴起的改革浪潮,也给范县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新思想如春风一般正慢慢吹来,陈腐的观念正渐渐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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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终于在那个被尘土和蜘蛛网蒙盖了七、八年的球房里,重新弹跳了起来,带着欢快与喜悦,带着深沉的期待与优美的憧憬。
  一天,郑方德正在全神贯注地辅导小队员们,似乎觉得有个人影闪了进来,并没在意。平时,附近的人们是常常来看他们练球的。
  辅导完毕,让孩子们自己练去。此时,他才认真打量了一下门后坐着的这个不速之客。正待搭话,一只有力的大手已经伸给了他:
  “我叫葛纪讦,特意来看望您的。”和蔼可亲,一点架子没有。他就是濮阳市委副书记。
  郑方德的两只手紧紧握住书记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太突然了。他万万没想到市委书记会来看他。葛书记走马上任不久,便知道了郑方德的不平常事迹,多次感叹:“范县还有这样的人!”借来范县检查工作之便来到了球房。
  葛书记到处看看,说了不少话:
  “灯光太暗了,队员们看得清楚球吗?”
  “这台子太陈旧了,噢,这条腿是接上去的吧?”
  “训练房四周透风,冬天怎么练?生个煤火也管不了大用吧?”
  来到了小厨房。一股呛人的煤火味迎面扑来。屋里除了几件炊具,还有一张未曾油漆过的三屉桌,桌面裂开了一条缝,板子支楞着。墙边立着一根弯曲的木柱,顶着已被压断的屋梁。
  “这太危险了。再到你办公室坐坐吧!”葛书记对方德说。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郑方德不好意思地说,他为没有一个招待葛书记的地方而感到羞愧。
  “是吗?”葛书记有点吃惊,“这里是厨房怎么能办公?”
  看来葛书记对这里条件的简陋还缺乏足够的估计。他在屋里急速地来回走了几步,看得出,他的心情有几分激动。
  “那么,你的住处还是那个舞台后台,是吧!”
  那舞台越发显得陈旧不堪了。墙皮已大片大片地脱落,房顶蜘蛛网上沾满了自投罗网的飞虫,潮湿阴冷,散发着浓浓的霉味。葛书记摸了摸床上的被褥,冷冰冰的。此时,前台正住着一个疯老太太,在那里叫骂。
  “这里如何能长住?太艰苦了,太艰苦了。”
  临别时,葛书记紧紧握住郑方德的手说:“您辛苦了,我一定尽力支持您。要相信情况会越来越好。”
  第二天,葛书记又来了。这次他请来了县委、政府一些领导同志。当着他们的面,葛书记说:“郑方德之所以能做出成绩,有三条,一是他的事业心,二是坚持精神,三是奋斗精神。我今天带你们来,不为别的,为的是乒乓球,我们都应该支持乒乓球!”在座的无不响应。
  过了一段时间,县里找郑方德谈话,把过去那些“罪名”统统勾销,鼓励他好好工作。那是1986年3月31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为了理顺关系,突出乒乓球,县里决定成立乒乓球学校,而由郑方德任校长兼教练。李永俊等同志为此跑前跑后,出了很多力。
  又过了一段时间,县里拨下五千元,为乒乓学校盖了五小间宿舍。郑方德终于搬出了那个住了十几年的阴暗潮湿的舞台后台。
  摘掉身上的十字架,郑方德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他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二、乒乓球房——为了黄河的儿女们
  一天中午,乒乓房残破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老一少。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领着他的八、九岁的儿子,说要找“郑教习”(这是当地人对教练的古老称呼)。
  那农民,经黄河风沙剥蚀的黑瘦的脸,沾着黄土的旧式棉袄,使人想到鲁迅《故乡》中的闰土。他嗫嚅道:“孩子爱打球,教习能不能收下。”那些憨厚朴实的农民们也是乒乓球的追求者。
  按说,已有点名气的范县乒乓球学校,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打球的。但凡是送子女来打球的人,郑方德都热情接待。他自己为了打球曾受过多少奚落和冷遇,很强的自尊心受到那么深重的挫伤,深谙其中的苦味。他不愿别人在这里也尝受这苦味,更重要的是他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有望成才的“苗子”。
  郑方德热情地接待了父子俩。他让孩子打了打球,写了写字,觉得素质不错,就这样,一个队员收下了。
  河南平顶山一位同志来范县送独生儿子打乒乓球,称赞说:“你们这里就像解放区一样,把孩子放这里我放心。”
  浙江温岭县教育局的一位干部写信给方德说:“我的独生女儿9岁了,聪明伶俐,喜欢打乒乓球简直入了迷,不知您肯不肯收她为弟子,如肯,我将立即送她来贵县。”
  东北辽宁一位自称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几次来信推荐好苗子,而且对方德以“小弟”称之。他大概以为郑方德是个年轻人,要不,哪里来的这股创业劲儿。其实,方德的年龄已相当于他的父辈了。
  有些事儿,也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山东省乒乓球队领队梁广梅的的儿子送到范县训练,洛阳乒乓教练张志杰、黄亮当年的启蒙老师陈金刚等,都曾想把自己的孩子送给郑方德训练。
  山东泰安、聊城、河北一些地方以及河南平顶山、焦作等地纷纷将有希望的苗子送往范县。
  范县乒乓球凭什么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几乎成了豫鲁冀三省交界处的一个训练中心?
  人们自然选择的人物,往往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告诉人们这种权威性的是郑方德多年的实践,尤其“第二次追求”的业绩——立“军令状”三年未到,范县乒乓球男队代表濮阳市打了河南业余体校比赛男单第一、三名,团体第二名。到了1988年,仅仅三年内,经郑方德训练,送往河南、山东、八一队的队员已达6人(其中包括几个在输送前的冲刺阶段请郑方德“淬火”的外地队员),还训练出一批被省队看重的苗子队员。此时,刘伟已拿下全国少年三连冠,进而成为国家队的一个主力队员。
  四面八方的乒乓球爱好者纷纷选择了郑方德,有的送孩子打球,不惜前赴后继。所明生先是将女儿所小林送到郑方德手下,这孩子机灵内秀,身体素质好,一次训练课学会了高抛与急下旋两种发球,打球不到一年即在河南业校比赛中闯入前8名。然而,这颗小星没等闪光,就在她父亲新分的房子里因煤气中毒而消失了。郑方德亲自为她做人工呼吸,可为时已晚,她带着希望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家长没有责怪郑方德,仅仅提出了两个要求:一、将孩子用过的球拍随她而去,以抚慰这年幼的灵魂,二,把他剩下的另一个孩子、9岁的所丛林送来,接替姐姐打球。
  郑方德,这个经历了多少磨难都不曾弹泪的男子汉,望着这个踏着姐姐的足迹走来的孩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泪倾泻而下,泣不成声,他把所丛林紧紧地搂在怀里,用颤抖的声音说:“老所同志,您这样信赖我,我说什么也得把孩子培养成材。”
  开始时,弟弟远不如姐姐灵通。所丛林正手击球持拍,手肘总是向后超过身体两侧的延长线,这是影响击球速度和爆发力的绝症。郑方德为此绞尽了脑汁,先是用武术中“扎架”法,后又用一根木棍绑在他两肘后躯干前,强制控制他的手肘姿势,终于治好了他的“绝症”。打了几次比赛,丛林的成绩都不错。
  一次,河南少乒赛已到了后期,所丛林进入了决赛。为了保证冠军到手,需要再练一练。可是比赛馆中午早早就关了门。清馆时,方德与所丛林躲在厕所里,清馆人员一走,他们便在馆里练起球来。郑方德模仿对手,让所丛林狠狠地“杀”了一个中午,连午饭都没顾上吃。晚上打决赛,所丛林轻取对手,为范县夺得桂冠。
  后来,所丛林进入山东队,在一年一度的北京邀请赛上打败过当时锋芒毕露的江嘉良。
  为了乒乓球,为了孩子们的进步,郑方德不惜代价。他想的是:“我要对得起那些黄河儿女们。”于是,范县这块贫困落后的黄泛区,一时间变成了生长乒乓苗子的沃土,消息不胫而走。
  这绝不是仅仅靠一种崇高的理想与热情而能获得的。郑方德干乒乓球是半路出家,可他的学识与顽强精神,把他推到了科学性与创造性的高度上去把握训练的每一个环节。
  如果读者不嫌枯燥,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他的“乒乓观”。
  在他看来,一种先进的打法,在国际上一般只能独领风骚十年左右。庄则栋在日本名古屋第二十一届世乒赛上的失礼,就意味着直板快攻这个经过几代运动员努力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克敌制胜的“国宝”,要保持其生命力,就得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在急风骤雨般的乒坛角逐中,从三十年前容国团在多特蒙德夺得男单冠军,直板与横板的矛盾始终是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主要矛盾。中国直板快攻打败了世界,从而也动员了世界共同对付中国。这也难怪,三十年来十五次世乒赛中国参加十三届,男单有5人9次夺魁,居然全是直板。直板在我们这个乒乓王国里成了天之骄子。然而,用惯刀叉吃饭的老外们,也以同样的姿势握住乒乓球拍,横板又吸收了弧圈技术,从而两度崛起,构成了中国的强敌。相比之下,后来的直板快攻打法慢慢显得无力了。直板失者主要在反手,受到转腕、转臂的限制,反手杀伤力较弱。在乒乓技术向全方位、全技术发展的今天,速度、旋转、力量必须高度结合。从1972年开始,他就想改进这种传统打法。他培养的高绍林就是一例。正当他有所突破时,被剥夺了训练的权力。东山再起后,他下了最大的决心创立“直板双面反胶攻”的新打法。这种打法是直板双面反贴胶皮,正手技术同于直板反胶的正手,反手技术放弃了推挡,代之以用背面反贴胶皮拨、拉、打。动作简化,发力直接,与正手球结合,拍形变化小,易于掌握。对付反手弧圈球,被动时能拨能带,主动时能拉能打,基本上弥补了传统直板反手的弱点。他做过比较,操这种打法的运动员比操传统直板打法的运动员都进步得快。如今这种打法其他一些省市也开始使用,发展,但依然寥若晨星。而在范县却已经过了较大面积的试验,成果是可喜的。
  有人劝郑方德申请专利。郑方德不以为然地说:“没必要去争发明权,当务之急是培养这种打法的运动员去为国争光。胜利了,我有个精神寄托;失败了,乒乓球界也能引为鉴戒,另寻他途。”这是何等高尚的精神世界啊!
  如果读者不嫌枯燥,这里还想介绍一下郑方德对乒乓球技术的见解。他认为,乒乓球运动速度与旋转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重点是速度。篮球、排球、田径的最高反应时是190毫秒左右,羽毛球是109毫秒左右,乒乓球则只有80毫秒左右,对人的速度的要求可以说达到了极限。近台扣杀球的速度是每秒运行30米,从扣球到落球只有2米左右距离,所需要的反应时是66毫秒左右,这就超过了人的反应极限。在对方近台扣杀半高球时,近台无论如何防不住。有效的对策是:必须后退半步,让球的运行超过80毫秒,以便作出有力反击,更主要的在于提高选手击球的速度。而传统直板打法中的推挡,比攻球的速度慢,在攻与守的矛盾中势必处于下风。若将反手推挡改为攻球,杀伤力自然大大增强了。
  按此理论衡量,郑方德认为,正反手均能拉能打、弧旋结合快攻的欧洲打法是先进的。我国传统直板打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训练出正反手都能攻能守,能拉能打能拨,速度能与之匹敌的新型运动员来。
  这便是他的“直板双面反胶攻”打法的理论基础。
  我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么多理论问题,是想说明,郑方德正带领他的队员们,默默地、勇敢地在乒乓王国拥有的千军万马中开辟自己的前进之路,并向着未曾开垦的乒乓球技术的处女地进发。
  别忘了,郑方德做过“要当中国的马卡连柯”的梦。当他精心地培育一株株乒乓幼苗时,他感到这个梦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他运用教育学的知识教孩子们学文化、学外语、学做人。外出比赛,他让队员都带着课本,有机会他就为他们上课、补习。他试验将初中的功课压缩一半时间学完,以扩展训练时间,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孩子们既学到了乒乓技术,又没丢掉文化学习,有的在这里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当了外语教师或外事干部,不少孩子以优异的成绩升上了高中或中专,升学比例比正规的中学还高。他对孩子们的品性要求极其严格,个个都显得懂礼貌、有教养,说话带脏字,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他认为:“八十年代体育应培育高智能人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在当今国际体坛将不会有地位。”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在经费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为了孩子们吃得好又少花钱,他下功夫研究过范县市场上各种蔬菜的价格和营养价值。他发现兔子肉含蛋白质比猪肉高得多,但价钱便宜得多,豆类食物的蛋白质是鸡蛋的两倍多,但价钱只是鸡蛋的三分之一,范县小枣的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可价钱比苹果、橘子便宜得多。就这样,他以低价钱买进高营养的食物,以保证孩子们身体发育的需要。方德培养出一个能向省里输送的运动员,平均只花国家一千多元,这是何等低廉的支出。
  再挑剔的家长,看了孩子们的训练和生活,也会赞不绝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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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淄博赛场——乒乓大厦在倾斜吗?
  掌声时起时落,不热也不冷。城运会淄博赛区乒乓球赛已到了紧急关头。
  陈寅生同志坐在赛场主席台上,两只锐利的眼睛一直盯住一张张墨绿色的球台。当年叱咤体坛风云的“智多星”,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身体微微发福了。他专注的神情表明他在观察中进入了深沉的思索。
  他,中国乒协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似乎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乒乓王国的真正的领袖之一,为了“王国”大厦在世界的冲击中巍然屹立,他和许多同志们一样呕心沥血,多方运筹,东奔西走。
  “狼来了!”当中国乒乓球队在1976年的世界大赛中接连遭受败绩之时,他率先向人们发出了警告。他带着沉重的的危机感大声疾呼,乒乓球面临世界的严重挑战,我们必须探索创新之路,铸造制胜的达摩克利剑,开拓源源不绝的人才渠道。
  第24届奥运会刚刚结束。中国乒乓男队在单打中竟然被挤出了前四名,使他再次感到“狼来了”的份量。狼不只是来了,而且已经咬了我们几口了。奥运征尘未洗,他便来到了淄博赛区,寻找人才,寻找对策,寻找希望。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身边已坐下了中国体育报记者袁大任。袁大任向他汇报了他刚刚听到的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河南范县有个叫郑方德的,历经艰辛磨难搞乒乓球,创办了一所乒乓球学校。现在,他不但已经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人才,而且在搞一种新的打法。如今范县已自然形成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一个乒乓训练中心,连省队教练的孩子都往那里送。他们的目标很清楚,为解除乒乓危机助一臂之力。
  “啊!有这样的同志,怎么不早告诉我!”陈寅生同志眼前一亮。
  “我也是刚刚听到的。在基层训练的同志有很多动人的事迹呢!”
  袁大任还汇报了范县是个穷县,训练条件十分简陋,器材破旧不堪,困难很多。陈寅生同志立即指示身边的同志,要拨点钱和乒乓球台给范县。
  “要很快落实!”他加重语气说。他又指示不久要在无锡搞的乒乓球选手选调赛和教练员会议,都要破例让郑方德参加。
  消息传到了范县。新上任的李县长和郑书记,都是思想活跃,文化层次高,富有开拓精神的新型干部,他们从振奋范县群众精神、增强现代意识的角度理解体育,一向关心乒乓球。他们说:“国家如此关心范县,我们财政不宽裕,也得大力支持乒乓球。”
  消息传到了濮阳市。市委林书记,魁梧的身躯,宽厚的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很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雷军长,一看就是个果断痛快的领导者。他在市招待所会见郑方德时立即表态:“你有什么困难,要多少钱,写报告,我马上批!”
  县体委的路主任,市体委的王主任,都表现了对乒乓球的高度热忱。
  郑方德站在乒乓训练房前面,听见屋里连绵不断的乒乓声,觉得好像一股急风暴雨扑打在他的心头。他分明感到,如今背上无形的十字架已经卸掉,而肩头却承受了新的负荷——为国家培育更多更优的后备人才。他愉快地承受这负荷,只恐其不重。
  他“野心”勃勃:“培养不出世界冠军来,我是绝不会甘心的。”如此想来,要干的事太多了。乒乓房要翻盖,钱还不够;人手太少,要调人,要创造一点科研的条件……
  在山东平原县教书的妻子来信,让他和孩子们一起到她那里过团圆年。平原县有他的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独家小院,四间平房,幽静尔雅。多少年来,为了乒乓球,他没有在这里享受过天伦之乐和家庭的幸福。“如今,社会环境好起来了,你应该放心地回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过个年。”妻子说。
  郑方德也真想回去,他本来就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可是,估量了一下得失,还是咬咬牙给妻子回信,让全家都到范县过年,他说,春节学生们放假,是集中训练的最佳时刻。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妻子孤身一人生活在平原,做出了多少感情上的牺牲。可今年,她还是顺从了丈夫的请求。她和在济南、濮阳工作、上学的几个孩子一起来到了范县。
  郑方德能用什么招待他们呢?他住的一间小屋只有七八平方米,除了一张铺着麦秸的老式木床,一张破旧的未上过油漆的两屉桌,就是一个被淘汰下来的蜂箱,郑方德的全部家当就在这个蜂箱里面。没有锅灶,没有一样现代化的电器。也许最好的就是他床头上那个瓷缸里装的一桶蜂蜜,会使家人跟着他享受生活的甜蜜。他太清苦了。好在妻子和孩子们都在范县生活过,尝过贫苦的日子。孩子们热爱爸爸,学过体育的就帮爸爸训练孩子,会做饭的帮助给孩子们做饭。一家人倒也欢欢乐乐。
  大年初一,吃完饺子,乒乓队的孩子们就纷纷赶来了。方德本来是想让他们过几天再来的,可谁都不愿意呆在家里。方德自然十分高兴,就和他们一块儿打球。房里的乒乓声压过了大街上的鞭炮声。
  他突然记起,他对小班队员张勇做过的许诺——改打长胶,5天后将会赢大班队员的一半。张勇今年只有12岁,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都非常好,进步也很快,郑方德研究了他的动作特点之后,凭一个教练员的灵感,他让张勇由打直板反胶改打长胶,估计五天就会见成效。今天才四天半,小张勇也有点儿憋不住了,跑来对郑方德说:“郑老师,我想试试。”
  小张勇果然赢了大班一半,他高兴地小脸儿都涨红了。方德不动声色地说:“有进步,但基本功还不熟练,反手显得弱。”他从不过分地去表扬一个队员,特别是那些有希望成为人才的队员,可他回到自己屋里,却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从床底下摸出一瓶好酒来,痛痛快快地喝了二两。儿女们都取笑他:“爸爸对乒乓球比对我妈妈还亲呢!”
  今年的春节来得格外早,春节刚过,柳枝就透出了绿色,杨树也要吐絮了。送走妻子和儿女,郑方德便带领他的队员开往河北正定县,晋冀鲁豫四省协作赛就要在这里揭幕了。
  当顺着黄河大堤行进,回顾以往风风雨雨的岁月,他惊奇地发现,当年初到范县抢渡滔滔黄河的情景,早已为他坎坷不平的事业之途做了形象化的展示。也许黄河母亲是了解她的每一个儿女的吧?而她的儿女们也是熟悉黄河母亲的脾性的,她奔腾东流,一泻千里,时有祸害。可她的历史,她的气度,她的胸襟,她的力量,不正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儿女们奋斗,追求和崛起吗?
  岁月如河水一样流逝,愉快或痛苦,顺利或波折也如水一样消散或聚拢。郑方德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文革”带来了整个民族的灾难,造成多少人精神变态,心理失衡。往日知识分子的磨难,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些人的过错,而是民族新生前必须经过的阵痛。不应有恨,也不应有悔,唯有不断地追求、奋进,去加固中国乒乓大厦的根基。
  春风正吹绿着黄河两岸的野草。也许还会有春寒,也许还不应该忘记“十字架”。然而,有什么能阻止日暖花艳、绿满大地的春天的脚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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